曹聖芬先生曾經這麼說過：「做一天記者，做一輩子的記者。」離開工作二十七年的中央日報時，他感性的說：「我的血液中流動的都是中央日報的油墨。」對新聞事業，他熱情的傾注了一生的精華。曹先生大學畢業後立即進入中央社擔任記者，短短的兩年間，寫下了民國廿七年春天的重要報導「廣西之行」。文中對當時廣西的社會、民生建設，有極為生動而深入的觀察，也成為珍貴的當時代一手地方社會史料。

        聖芬先生不只是辦報，更是親自提筆的報人。「自由而負責的報紙」等數篇社論，簡明有力的理論他對新聞事業抱持的一貫態度和理想。而在實際作法上，寫於民國五十三年的「五十年代中國報業的檢討」，更是台灣報業發展史中，極重要的一篇論文。因其出自報人之手，而非學者觀點，討論的都是當時顯露的現實問題和解決方法。中央日報曾是和聯合報、中國時報鼎立的三大報之一。做為黨報，言論立場一定鮮明，但曹先生主持中央日報的目標，不是為一黨的喉舌，而是做全社會的公器。同時認為要把新聞事業，視為積極的文化事業來經營，要贏利，就要由此推動其他文化活動的發展。在中華日報和中央日報的回憶裡，曹先生也寫出了落實理想的具體行動。「歷史家與新聞記者」，是曹先生對他所奉獻的這個職業，所做的最高標準的定義。才、學、識、德，是他一生嚴格的自我督促，更希望有志一同的年輕人，也能如此認真。

         時代之人總是寄望未來，希望自己成為歷史時，能得到當時代所無法得到的公正評價；「留給青史」，他們以為。其實歷史從來不是公正的，歷史永遠是為撰寫歷史的時代進行背書。在這樣一個變化多端的時代裡，個人選擇了唯一的方向後，就得憑著良知一路走完，每個人主觀熱情的紀錄，可能就是那唯一最可能的客觀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