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午，蔣總統在南京黃埔路官邸召開中常會臨時會議，席間總統宣讀了引退謀和的文告。下午四時便離開南京，飛往杭州，在空軍官校過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續飛寧波，轉往溪口。
        溪口在冬日的陽光裡顯得特別寧靜。剡溪的水清澈見底，對岸山峰上抹著晴嵐，風景之美，有如圖畫。全市的居民已經知道總統今天要回到故鄉的消息，扶老攜幼，結隊成群地在等待著。十一時總統的座車到了武嶺關口，這個自然的行列立刻擁上去，年老的便向總統問好。總統從座車裡走出來，笑著向他們道謝。總統還是兩年前一樣的健康，一樣的有精神。
        總統回到溪口以後，便同經國先生住在王太夫人的墓廬慈庵。隨總統到溪口極少數的幾位隨從人員俞濟時將軍，石祖德將軍，周祕書宏濤，周參謀菊村，于參謀豪章，夏武官功權，熊醫官丸和我，便住在武嶺學校。那時武嶺學校正放寒假，偌大的屋子，只住著我們幾個人，空洞洞的，顯得寂寞。到溪口後，過去例行公事沒有了。總統除了和夫人經常有電訊往返之外，對於外界幾乎沒有連絡。我們每天雖然收到不少函電，但多半是各地黨部對於總裁的慰問，有的指陳過去失敗的原因，也有提供改革的計劃的。這些函件引起了總統的興趣，他不但一一過目，而且對重要的必予答覆。我們為了處理這些函件，成立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每天雖然還有些工作，但比起南京時，已經清閒得多了。於是每人都將帶來的書籍拿出來讀，後來更要求武嶺圖書館整日開放，裡面重要的書籍都被我們翻遍了。
        最初也有少數的新聞記者來訪問，但往往因為找不到刺激的題材，廢然而返，後來來的便少了。
        到了二月中旬以後，來看總裁的人便漸漸的多起來。這些人多半都是政府退職的官吏，以黨員的身分來晉謁總裁的。最初來溪口的是陳立夫先生，其次是王世杰先生。張其昀先生在浙大假期中來溪口住了約一週。至於張道藩、陶希聖、谷正綱、鄭彥棻、谷正鼎、程天放幾位先生，那時還在上海，常常來往於滬甬之間。吳國楨先生交卸了上海市長的職務之後，從杭州到過溪口，張岳軍、吳禮卿二位先生來溪口稍有勾留，便回南京去了。三月下旬，四明山春暖花開的時候，居覺生先生偕著他的夫人和老友蕭紉秋先生到了溪口，總裁陪他們到雪竇寺妙高臺和寧波的天潼寺暢遊了幾天。
        也有不少的現職軍人，請求來溪口省視總裁，總裁都謝絕了。少數不經請求逕來溪口的，總裁除了招待他們吃一頓便飯之外，便吩咐他們趕快回防，服從政府的命令。
        這一時期經國先生是最忙的一個，送往迎來和導遊，都是他的責任，實在分身不來，我們都成了臨時的招待員。
        溪口有時雖然也熱鬧，但在政治的意義上卻平靜得像一池水，沒有一點波瀾。
        然而外界對溪口的想像，卻大不相同，大體說來，有兩種主要的揣測。一種是說總統雖然引退，實際上仍然操縱著中國的政治，使政府無法革新。這當然是共產黨造的謠言。但當時卻有不少的新聞記者中了這種謠言的毒，推波助瀾。我記得那時有一位在外國通訊社作記者的中國人，三天兩天便發出一個電訊，說是溪口怎樣控制著中國的政治，阻礙和談。附會得若有其事。我們當時在溪口覺得非常好笑。其實總裁那時不僅對於政治不過問，而且關於和談的事情，也完全由本黨中央所組織常駐南京的和談指導委員會去商討，他自己就是有意見，也都是交這個委員會去討論，事實上也很少提出意見。因為他相信一般中央同志的主張也就是他的主張。
        第二種揣測，是說總統引退是為了謀和。一旦和談失敗，總統就應該復位，重行領導。當時一般地方政府首長和軍隊的將領，差不多都是這種看法。他們無法和溪口聯絡，便以自己的主張代替了總統的主張，以訛傳訛，引起不少的是非。直到三月中旬，陶希聖先生在廣州對報界分析時局說明，今後的政治，「和」是由李代總統負責，「戰」亦由李代總統負責。總裁是以黨魁的地位，通過民主政治的方式，領導黨員，支持政府。一般人對於總裁的態度和地位，才因此有了一個明確的概念，外界的謠言，也才漸漸的止息了。
        總裁留住溪口雖祇三個月，而且大部分時間用在尋親訪舊，招待賓客，遊山玩水，但實際上這是他一生用心最苦，用力最勤的大反省時期。他負黨政軍的責任二十餘年，從廣東帶領革命軍，消滅軍閥，統一全國，繼而打倒六十年來的世仇日本帝國主義者，解除了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這是何等光輝的成就。而現在乃失敗在必無成功之理的共產黨手裡，這個原因在什麼地方？在他當政的時候，固然也時刻推求；但究竟因為現實的軍政問題所困擾，使他不能獲得具體的結論。在溪口這一個時期，他擺脫了大家庭家長的地位，他不再操心家庭裡的柴米油鹽，才有機會考慮整個家庭的出路和子女的教育方法。他不恥下問，不厭求詳的就這些問題和每一個來看他的人討論，務使每人都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尤其喜歡和許多過去沒有負過黨政實際責任的學者接觸，因為他們的態度比較客觀，發言無所顧忌，張其昀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離開溪口以前，總裁對於過去的失敗，已經獲得初步的結論。他認為過去的失敗軍政方面都有責任，而最大的原因，則無可諱言的由於黨的癱瘓。從黨的構成成分，組織形態到領導方式，都發生了問題。因此，黨乃變成奄奄一息的軀殼，政與軍亦失其靈魂，而形成軍隊崩潰，社會解體的現象。於是總裁下了改造本黨的決心。在黨的組織形態上，他決定使本黨成為革命民主政黨，在黨的領導方式上，他決定「以思想溝通全黨，以政策決定人事，以工作考核黨員，以是非解決紛爭」。這些結論，便是後來本黨改造綱要的主要內容。

        四月十九日共產黨所提出的八條二十四款的招降書，充份的暴露了他併吞全中國和全中華民族的野心。何內閣在二十日予以斷然的拒絕，宣佈繼續戡亂。共產黨在江北整補四個月之久，一切進攻的準備，早就完成。於是瘋狂的向江南竄擾。
        這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迷漫全國的和平空氣中，要重申戡亂的決心，要已經瓦解了的民心士氣重新挽回凝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如何加強人民對於政府信仰，如何使失去重心的軍隊能夠維持不墜，這是總裁在和談破裂以後，最迫切而重要的一件工作。
        二天以後，總裁和李代總統、何應欽將軍在杭州會晤了。李代總統一再請求總統重出領導，都被總裁婉拒，實踐了和戰都由李代總統負責的諾言，但為了加強內的團結，決定設置非常委員會，代行中政會職權，溝通黨政關係。同時設立陸海空總司令，由何應欽將軍兼任，以加強軍隊的領導。政府即日遷往廣州。剩下的問題是滬線上將近五十萬的大軍以及儲存在上海的無數物資的處理問題。前者是總裁共患難的袍澤，不能見危不救，後者是戡亂的資本，不能委棄資敵。於是總裁回到溪口以後，毅然決定：「到上海去。」
        二十五日總裁由象山港登太康兵艦，二十六日上午進吳淞口。這正是早春的事，黃埔江風平浪靜，兩岸安謐如常。但上海的人心則可以說沉重極了。共產黨的軍隊雖在四月二十日才開始渡江，但他的政治早就渡江了。匪諜在京滬杭三角地區公開的活動，土豪劣紳流氓地痞被共產黨威脅利誘，等待「立功」的機會。於是南京上游七個軍的轉進，便遭遇到步步荊棘。而江陰砲台的叛變，不僅縮短了共產黨進攻上海的距離，而且整個第二艦隊皆遭封鎖。偶然有突圍到上海的軍隊，都是疲憊不堪，完全失去戰鬥力了。至於冒九死一生的危險，衝出江陰封鎖線的兵艦，沒有一個不是彈痕纍纍，瘡痍滿目的。總裁一一召見了那些部隊長和艦長，予以慰問和鼓勵，有的立刻恢復了戰鬥的勇氣。有的竟像小孩子一樣感動得哭了。
        失敗的消息，竟有如黴菌一樣的影響了上海市民的心理，民氣消沉到了極點。金元券的價值成幾何級數的貶低，匪諜們公開活動，要求工廠工人護廠，公務人員準備移交。於是總裁便發表了再接再厲，與共產黨奮鬥到底的文告，要求每一個中國人為他的歷史、文化、祖宗廬墓和共產黨作殊死鬥。同時分批召集各部隊團長以上的長官訓話，告訴他們上海戰爭的意義和他們在上海戰爭中應盡的責任，訓話的內容很簡單，但聲調充滿了情感。事後我問一個作團長的朋友有什麼感想。他說：「我們離開總裁的領導，雖然不過三個月，但在這危難的時期，三面包圍的陣地上相見，幾有隔世之感。因為我們不爭氣，使他老人家受盡恥辱，今天還有什麼話說。這一次戰爭如果不勝利，我便死在這裡了。」後來他果然不幸在月浦、楊行一役為國捐軀了。事實上那時聽過總裁的訓詞的，幾乎人人都有相同的感覺。
        上海在湯恩伯將軍、陳良將軍、谷正綱、方治幾位先生堅強的領導之下，和陳毅、劉伯承兩股共軍戰鬥了十四天，使他傷亡六萬人以上。政府乃有餘裕撤退了價值二千萬以上的物資。任務完成之後，從容轉進，成為後來保衛舟山和今日保衛臺灣的資本。這是總裁上海之行的收穫。

        離開上海，總裁改乘江靜輪船到舟山群島。這一連串星羅棋布在東海岸的小島，除了明末清初曾成為我民族志士的游擊根據地外，二百年來，孤懸海外，荒涼寂寞。雖然英國人贏得鴉片戰爭，動過舟山的念頭，但後來究竟捨舟山而取香港，從此便再沒有人考慮過它在經濟上尤其是軍事上的價值了。
        當我們達到舟山的時候，正是五月初旬，春意將闌，極目遠眺，波平浪靜，處處青山。定海本島上，綠野平疇，雞犬相聞，恍如世外桃源，看不出一點戰時的景象。我們到了這裡，心境為之一鬆。
        這時我們都住在船上，可以說沒有什麼工作，總裁便要我們開了一個會，討論我們過去為什麼會失敗？今後究竟要怎樣的改進？我們每人都將十年來親身的經歷和感想，儘量發表出來，由陶希聖先生彙成一個書面報告，呈總裁參考。此外便沒有值得記的工作了。日子一久，有些人又想起家來。原來我們這些人裡面大多數的家庭都在京滬撤退的臨時才去臺灣或廈門，事先毫無準備，現在將近二十天了，都沒接到家信，而我們為保持行動的秘密，也沒有向任何朋友發過一封信。有一天一架飛機從臺北帶來了經國先生的一封家信，信裡把所有到臺灣的家眷的情形都提到了，經國先生唸給大家聽的時候，我們有如潛水艇上的水手回到港口時一樣的快樂。
        在船上除了船長大副之外，唯一忙碌的便是總裁。他的辦公桌上攤著五萬分之一的舟山大地圖，手裡拿著舟山的略圖，不時用比例尺去測量，或坐船頭上用望遠鏡瞭望，十天之中，我們環繞著定海本島航行了五百餘浬，從南邊的桃花、登步到東方的朱家尖、普陀山，北方的長塗、岱山、秀山、常白，西方的南澳、大嶼各島，每一個島，總裁都上去過。到了島上總裁先走到高的地方，察看全島的形勢，把重要之處，都用紅筆在地圖上勾出來，再將當地人口多寡，民情風俗，地方出產，食糧盈虧，一一記載下來。所以總裁後來對於舟山各島的情形，比定海縣長還要熟悉。當他離開舟山來到臺灣以後，便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加強舟山。」
        舟山第一個任務，是作了上海撤退的中間站。成千成萬的大軍撤退到這些事先毫無設備的島嶼上，不僅房屋不敷分配，就連飲水的來源都不夠。民眾的恐懼和士兵闕望的情緒，交織成不安的現象。使得許多人耽心內潰，認為不如及早撤退。但是陳辭修將軍秉總裁的意旨，堅持「加強舟山」的決策，他選第一流的將領去負責，他使舟山區的國軍獲得優先的補給。最後舟山在郭懺將軍和石覺將軍的領導之下，工事不斷加強，兵力不斷加厚，民眾的組織和動員，一天比一天積極而澈底，到去年年底，這一支留在舟山的飢餓而疲乏的部隊，成了全中國第一流的勁旅，登步島勝利之後，舟山群島屹然成為海上金湯，有如一把鋼刀插在華東共區的腦袋上。
        從這個島上起飛的長距離飛機，北方可以封鎖渤海灣，西邊可以到達漢口。戰鬥機在二小時內可以往返於京滬杭三角地區的任何一點。封鎖長江口的海軍以此為基地。一年之間，我們從這個基地所加於中共軍力的打擊，真是無可比擬的嚴重。海軍的巡邏搜捕，斷絕了上海對外的交通，使這東南亞第一大都市成為一座死城，成為共產黨經濟上重大的負累。空軍的掃射和攻擊，使滬杭線上的共軍寢食難安，在白天簡直不敢調動。
        主要的成功還不在此，而是我們不折一兵，不發一彈，爭取了一年的時間，經常的吸引著二十萬共軍，使他由杭州灣到象山港不能不處處設防，嚴陣以待。而我乃有餘裕的時間，建築臺灣海岸的防禦工事，增加生產，穩定經濟。等到這一切的準備完成之後，十餘萬大軍從容撤退，轉進到臺灣的既設陣地。兵法有云：「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總裁的神機妙算，又豈是一般普通軍事家所能測其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