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到敵機空襲，日期大約是在二十六年八月中旬，地點是南京。那天我外出採訪，半路遇到警報，便躲進一片竹林裡，不久敵機飛來上空，只聽附近機關槍，高射砲一齊響起，連子彈瑟瑟之聲都可以聽到，著實嚇人。後來警報解除，我才知道藏身的地方正是一處防空陣地。不久我就隨總社遷往長沙去了。到長沙不久，又遇到第二次空襲。這次敵機只有三架，目標大概是小吳門外火車站。雖然早有警報，但湖南人有種「不信邪」的倔脾氣，不把敵機放在眼裡，不料敵機果然來了，而且投下炸彈，落在車站四週，造成傷亡雖小，但湖南人卻親眼看到血肉橫飛的慘狀！中央社辦公地址正在小吳門外，但這次並未受到影響。二十八年一月，我在桂林分社才遇到真正大規模的空襲。那時國軍剛從武漢撤退，蔣公在南岳稍留，處理了長沙大火的善後，然後轉到廣西桂林布置西南軍事，有一天，日寇飛機二十餘架進襲桂林，投擲大量的炸彈和燒夷彈。桂林是座小城，比較繁盛的地區只有城中一處十字路口，那一次空襲幾乎燒光。中央社的辦公室靠近城牆，我們就近躲在一城牆掩體內。不料附近落了許多炸彈，在掩體內好像地震一般，塵埃落得滿頭滿臉。警報解除，回去一看，間壁一所大宅，院中落了一顆炸彈，房屋震坍了一部分。他家一個十來歲的小孩，用紗布纏著脖子，問他有什麼痛苦，他的家人說他脖子被碎片割傷了。過了兩天去換藥，洗創口時才知上面黏著的一片肉是別人身上飛來的，他並未受傷。因當時民眾死傷甚多，省立廣西醫院醫生護士編成醫療隊在主要路口施救，匆忙中造成這個小小的錯誤。日寇的飛機又連續來炸過幾次，房屋燒燬更多，站在南門一眼可以望見北門，城內空洞洞的。但民眾死傷減少了。因為桂林四週都是石山，裡面都是空的，容納幾千幾百人不算稀奇。後來有幾個兵工廠遷入山洞生產，根本無視敵機轟炸。
        日寇的空軍兵力有限，二十八年之初它在桂林作了這次瘋狂的屠殺和破壞之後，直到我九月離開，敵機很少再來。桂林街頭又蓋了簡便的房舍，恢復了各種營業。而且桂林那時已成為西南交通樞紐，人來人往，社會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
        桂林不見敵機蹤影，正是日寇計劃集中其空軍兵力，轟炸我國陪都重慶的時侯。重慶的地形是一個半島，處於長江與嘉陵江的匯合之處。當地氣候有一特點，即每年十月開始，到第二年三四月，稱為霧季。天天大霧，能見度極低。縱使晴天，亦必到中午才見到微弱的太陽。到了四月霧氣才漸漸稀薄，五月以後完全消失。
        二十八年五月三、四兩日，日寇派遣大批飛機對重慶大肆狂炸，投下大量燒夷彈和炸彈。那時一般後方民眾，根本不知空襲的厲害，敵機臨頭，大家躲在屋裡，用棉被蓋頭，或在街頭張望，因此這次死傷的人很多！而且敵人投了大量的燒夷彈，繁盛之區，到處是大火。重慶是座山城，取水不易，自來水只夠供應少數地區，根本不能作消防之用，大火延燒，只有任其燒光自滅。重慶在這兩天中被炸死、燒死的人數以千計，被燒毀的房屋，是整條整條的街道！於是政府實行緊急疏散，非軍事機關一律遷出市區。政府調集車輛協助老弱婦孺投奔鄉間的親友，連蔣公的座車都參加了疏散的行列。幾天之中重慶市減少了二十萬人口。
        集中在市區的報紙多家被大火燒光；大家立即聯合起來--------包括中共的新華日報在內--------組織各報的聯合版，記者白天在火光血跡中採集新聞，晚上編輯編成四開報紙一張，上面排列各報的報頭，第二天發行全市，留下了日寇對我中華民國陪都瘋狂肆虐的血腥記錄！
        有關重慶五三、五四轟炸的事實，乃是我在桂林從報上看到的。下半年我到重慶的時侯，霧季已經開始，但全市到處還留著斷瓦頹垣，不過廢墟中已建起了小店，小販或是修理破爛的服務業，晚上在電石燈下忙碌地工作，熱鬧非凡。七星崗下一堵高牆後面，有一家擔擔麵，從下午賣到深夜，燉雞麵和冬菇麵之鮮美，令我至今難忘！
        重慶這時最忙碌的應該是石匠先生，重慶半島的地層下面是一片岩石，從江面〈長江和嘉陵江〉拔起一二百公尺，有的地方簡直是懸崖絕壁。自從日寇多次轟炸，造成重大傷亡之後，於是政府與民間大量就各種地形鑿石為洞，以避空襲。尤以臨江的懸崖上為多。侍從室和行政院連合在曾家崖嘉陵江邊造了幾個防空洞，就峭壁鑿成ㄩ字形，我們常去的一個裡面有木壁、地板、木凳，可容二百人，中間一段置有沙發，蔣公，孔祥熙，吳稚暉諸先生都來躲過警報。吳稚老住在上清寺，更是常客。我們在洞中陪稚老海闊天空的聊天，他走的地方多，經驗又豐富，而且智慧高，觀察入微，他所說的話，都可以寫成一篇篇的小品。我們雖然躲警報，卻等於上人生哲學的課，所以並不以為苦。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日寇每天出動飛機百餘架空襲重慶，連續約一週之久，它來時，以五十架編成一字橫隊，飛臨上空。一批飛過去，接著又來一批。有一次我在市郊化龍橋印刷廠校對蔣公訓詞，同許多人站在防空洞外，看空射炮火與敵機對抗的情形，我們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心中非常悲憤。忽然有人看見一個銀色的小點，迎著敵機而來，便大喊「我們的空軍來了！我們的空軍來了！」說時遲，那時快，我們那一架飛機朝著一排五十敵機衝撞過去，只見其中一架敵機搖搖擺擺一個翻身拖著一道濃煙墜下去了。等我機再回過頭來，又撲向敵機時，他與另一架敵機同歸於盡了！同時觀戰的有一位是大公報的主筆王芸生，他在第二天的大公報上寫了一篇社論--------讚空軍，表揚了空軍戰士以一敵百，視死如歸的精神。真的，我看過那種場面，才真切的體認到國父所說「我死則國生」的道理。一個人如果是為國家的尊嚴，為民族的生命，犧牲奮鬥，縱使死了，他的生命必與天地正氣，民族生命融成一起，而永垂不朽！我們八年抗戰，武器不如人，抗戰初期的少數飛機，到二十八九年幾乎消耗盡了。而我們的軍隊還能堅強的扺抗下去，爭取最後勝利者，便是因為我們一般將士有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決心與勇氣！
        有一次敵機炸中了國民政府禮堂，整幢禮堂及其附屬房屋全毀。第二天是星期一，黨政軍首長向來在國府禮堂舉行總理紀念週。蔣公命令：「立即在原址照原大小興建一座臨時禮堂，明天上午七時要來舉行紀念週。」第二天去時，一切停當了，新蓋的禮堂除了幾根大樑柱用木材以外，完全用的竹材，窗牖門戶，應有盡有，裡面是可容納三四百人。參加紀念週的人並不嫌其簡陋，反而有除舊布新的感覺。
        民國三十年，敵人看到大規模轟炸沒有效果，便改採分批騷擾的方式，每次只派三、五架飛機前來投彈，這批沒走，第二批又來了。一天只有中午十二時與下午六時午餐和晚飯時間，可以解除警報，敵人稱之為「疲勞轟炸」。最長的一次曾繼續到一個多禮拜。於是有些機關率性在防空洞中辦公。有一位第六組的同事王君，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喜歡填詞。有一天，吃過午餐，我們又在防空洞口相遇，他隨口唱出一句西江月道：「吃飽又還睡覺」。我聳聳肩膀，代表作答。
        這年六月五日，重慶發生了一件大不幸的事--------大隧道慘案。重慶鬧區有一條下水道，乃是多年以前鑿石而成的，足有三、四公里長。後來敵機常來空襲，城中區無地可以挖掘防空洞，市政府便引導廢水他流，而將下水道拓寬、挖深，改為防空避難所，遇有警報，城區的人大多就近躲在隧道中，裡面衛生情況當然很差。重慶市長吳國楨從來沒有去視察該區。不料五日晚間發出了空襲警報，四、五小時沒有解除，洞內人多，氧氣不夠，大家想出去透透氣，洞口又被柵門鎖住，於是人擠人，人壓人，窒息而死者，足有四五千人，有的全家都死了！這件事日本當然是罪魁禍首。然市政當局平時只重表面敷衍，不肯腳踏實地接近民眾，也可見一斑了。這裡還有一個笑話：重慶市長吳國楨向稱能員，生活起居一切洋化，但迷信看相算命。大隧道慘案發生後，他急得六神無主，當天找了一算命的人去測字，不料抽出來一個幣字。嚇得魂不附體，後來中央予以「革職留任」處分，吳才知道是摘去紗帽的市長，破涕為笑。
        日寇對我後方濫肆轟炸，始於二十八年，終於三十一年。其原因是敵人挑起了太平洋戰爭，他的空軍必須集中到新戰場去；同時中美共同作戰後我國空軍補充了新機裝備，很快就轉弱為強，完全控制了中國天空。
        民國二十八年是日寇對我戰略的一個轉捩點。二十八年以前，日寇侵略是以其陸軍為主力，其海空軍居於助攻的地位。二十八年以後，日寇陸軍因戰線拉長，備多力分，乃轉攻為守；而以其空軍深入我國後方，對我國主要都市如重慶、成都、西安、昆明、桂林等處大肆燒殺破壞。其目的是要造成一片悽慘恐怖的景象，使民眾見了害怕，從而動搖我們的民心士氣。誰知結果適得其反！在歷次轟炸中，我們死傷了不少的人民，但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屬，從無一人在公私場合批評政府不該抗戰的！公務員的宿舍被炸中，傾家蕩產的天天有，從無一人要求政府補助。有一次敵機來襲，炸死了幾名工人，工會為他們舉行追悼會，遺像兩旁一首輓聯予我印象很深，可惜現在只記得一部分了。那輓聯是用白話寫的，上聯最後一句是「哭你哥子死得好慘！」下聯是「看他龜兒橫行幾時！」這兩句話正說明了當時重慶一般人民的心理！所以我常說，我們中華民族向來有天下的觀念，而無狹隘的國家觀念。自從西方民族主義國家興起，我們吃足了苦頭，志士仁人高呼「睡獅猛醒」，變法圖強。但後鴉片戰爭至民國十七年蔣公北伐統一，政府的施政、社會的活動，表現國家意識與民族精神者，微乎其微。西方人甚至嘲笑「中國」是個地理名詞。但是民國十七年的濟南慘案，民國二十年的東北事變，民國二十一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件，日寇一步緊一步的逼進，真的把這頭睡獅驚醒了，雖然爪牙不利，但它一經醒覺，便不是鼠輩所能打倒的。尤其是抗戰期中，日寇向我們後方濫肆轟炸，把殘酷的戰爭帶到中國每一角落，我們的民族意識才徹底醒覺，真正的做到了精神動員，團結一致，共禦外侮。這豈是窮兵黷武的日寇始料之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