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進重慶德安里的第二天，蕭秘書自誠便陪我去見第二處主任兼第五組組長陳布雷先生。布雷先生是浙江慈谿人，早著文名，以新聞記者轉入政界，曾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廳長，教育部次長，民國二十三年侍從室成立第二處，蔣公請他主持，甚受禮遇。
        布雷先生住在重慶美專校街的一棟二樓小洋房。他這座樓是日寇多次狂炸重慶而始終未波及的少數建築之一。布公的家住在樓上，樓下作為會客室和辦公室。當時我和蕭秘書在會客室坐定之後，布雷先生很快就下樓接待我們。他滿臉笑容趨前與我們二人握手，然後側身坐下，並請我們就座。當時講些什麼，現在已不能記憶，但他給我的印象是十分謙虛和藹，他那時剛進五十，身體顯得瘦弱，面色焦黃，談話中不斷抽煙，健康情形似乎不好。
        布公的工作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公文的處理，蔣公那時是軍委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和國民黨總裁，除了軍委會多由第一處承辦外，凡屬行政院各部會和各省市政府呈蔣院長的公文，以及中央黨部各部會的呈蔣總裁的公文，均須經過侍二處摘要批辦，呈蔣公核定之後，發還原單位，這部分工作由第四組主管，四組組長陳方，秘書四人，陳漢平，李白虹，王學素和張齡，下有組員，書記等十餘人。
        陳方字芷町，只有中學學歷。但人極聰明，能詩能畫。青年時期追隨過楊永泰，為之連絡記者。北伐統一，從熊式輝到江西省政府，後由南昌行營轉到侍從室，是處理公文的一把手。每天下班以後，都到布公處作一簡報。如遇複雜問題，則當面請示討論後再行處理，故布公對之甚為信任。
        布公的另一部分工作是為蔣公撰擬文告，包括校核我們的訓詞記錄稿。民國二十八年是抗戰的第三年，平漢路以東及長江宜昌下游沿岸地區，大多成為敵我接戰之地。日寇雖因戰線延長而攻勢停頓，但其兇鋒未挫，且對後方濫肆轟炸，破壞力甚強。美國羅斯福總統雖同情我們抗戰，但其國會和輿論界尚籠罩在孤立主義的氣氛之中。是年九月，歐戰爆發，英法等國更是自顧不暇，對遠東問題完全抱與日本妥協態度。由抗戰陣營中脫逃的敗類汪兆銘等一夥，這時已投入敵寇的懷抱，準備樹立偽政府，為虎作倀。可以說，民國二十八年是我們全國同胞真正接受抗戰戰火洗煉的一年。在此以前，戰爭只在沿海沿江沿鐵路線進行，二十八年起，敵人的空軍把戰爭帶到了大後方。經不起洗煉的人便像汪兆銘及其少數黨羽一樣脫逃了。他們的脫逃不僅沒有削弱革命陣營，反而使國民黨更統一，更團結，力量更充實。在另一層意義上，民國二十八年也是我們對日抗戰最後勝利奠基的一年。從二十六年到現在，我們澈底省悟一切國際條約和國際安全組織完全沒有阻止或牽制敵人侵略的力量。真正要阻止敵人擊退敵人，惟有靠自己的力量，獨立抗戰。這兩層意義，蔣公都必須苦口曉諭向全國軍民說明，並要指出今後的希望和奮鬥的道路。蔣公的意見透過布雷先生的筆，完成一篇篇的文告，發表於國內的報章雜誌，成為全國同胞在國難期中的教科書，和他們生活行動的南針。其效果是難以估計的。單以民國二十八年一年而論，蔣公發表的文告就有十四篇，其中大多數是布公的手筆，布公嘗稱這一年是他精神最好的時期。這一年十一月，是他五十初度，蔣公親書「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對聯，為他祝嘏，對他期望殷切。
        布公為準備撰寫文告，要經常的蒐集資料，并有謄錄人員。美專校街樓下有一間較大辦公室，在此辦公的有組員蔣君章，專司蒐集資料，剪貼報紙，以供布公參考。另有兩位書記，一名金省吾，他從浙江教育廳時代就追隨布公，寫得一手好王（羲之）字。蔣公重要書牘，都由他抄正，送蔣公簽名發出，我們叫他「金筆桿」。另一位名郭子猷，那時正過二十三四歲，風流倜儻，多才多藝。他的書法雖不如金，但很整齊，且能填詞刻印。在二處與我過從最多。常常同去看電影。勝利之後，英年早逝，甚為可惜。
        布雷先生領導的侍從室第二處，是一個機關，也同時像一所學校，更像一個家庭。第二處包括第四組在內，不過三十來人，彼此非常熟悉。我因公事往返，每週要到美專校街多次去見布公，如果沒有急公，又值飯時，布公便留我吃了飯再走。布公家人--------他的夫人，三弟訓慈，妹夫翁君以及同事蔣，金，郭三位，開飯一桌。菜肴極其簡單，似乎每餐只有一樣葷菜，還不如我們在德安里的伙食豐盛。
        二十九年春季的一天，布雷先生應政大新聞系馬主任星野之邀對全系學生作一次講演，布公約我同往，從重慶到南溫泉政大，車行需一小時，布公在車上對我講了許多人生的道理，從生活起居到成家立業，都有許多寶貴的指教，大體的意思是說一個人要能立足於社會，並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學問能力當然重要，但更基本的是要養成勤儉的習慣。一個人能勤儉就不致於貧困，就不會受物質的引誘，而作出貪污腐敗的事來。但一個人本身的保持還只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是操在他太太的手裡。所以選擇配偶最關重要。你如果娶了一位愛虛榮的太太，你縱要勤儉自持都不可能了。布公接著舉了周佛海為例，他說：「周佛海落得如此地步，一半是他太太害的！」布公這段話，我時常銘刻在心。直到抗戰勝利以後，我和文黛相遇相愛，結為夫婦，訂婚之夕，即請布公為證明人。
        布公從來沒有約集侍二處全體同仁講過一次話。但他和每一位同仁都保持精神上的連繫。住在美專校街的幾位每天起居作息都和他在一起，自然不必說了；就是我們住在德安里的同仁--------尤其是我們這個小單位，蕭秘書和我及一位書記，人人都感到他的愛護和照顧。如果誰的工作有了進步，甚至書記的字寫得比從前整齊或是錯字較少，他都要寫張便條來加以鼓勵。他對任何人都稱「兄」，從不自覺是高幾級的主管。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九日，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週年紀念，蔣公要發表一篇「告全國青年書」，因布公正忙著撰寫抗戰三週年的各項紀念文字，乃對蕭秘書口授大意。蕭秘書紀錄之後，便將整理的工作交給我。蔣公高瞻遠矚，告訴全國青年是處在一個怎樣偉大的時代，國家民族有何等神聖的工作要青年擔當，但青年們往往犯了好高騖遠，見異思遷的缺點，所以特為青年指示光明出路，態度光明正大，語意慈祥愷悌，我看了記錄，甚為感動，便用淺近的文言文整理，呈布公初核。布公讀過，親書一手條，派郭子猷兄持來，內稱「此文佳極，不知係何人整理？」過去我們整理任何文件，皆由蕭秘書署名呈核，並不列我的名字，故布公有此一問。直到民國三十二年蕭秘書參加黨政高級班第二期受訓，他的工作由我暫代。開學那天，蔣公前往致訓，我整理訓詞送布公核閱，這原是件平常的事，有天遇著陳芷町先生，他慎重其事地對我說：「主任說你近來的文字很有進步，將來很有希望。」我不明白他的話何所指，亦未多問。後來見著布公，布公說：「你最近整理的黨政高級班第二期開學訓詞，我在裡面只加了兩個字。並非我偷懶，我實在很想改動改動。只是全文精練緊湊，不容我著筆而已。」我從他的目光裡，看出他對我的期望。但我對他簡單地表明態度：「我學的是新聞，戰時被徵調為領袖服務，這是我的光榮。戰事結束之後，我是仍舊要回到新聞事業去的。」不料這句話觸發了他的感慨，他便歷數過去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過，並說將來也要回新聞界。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蔣公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我們第二處規定同仁年齡在三十以內者一律報名參加。但實際只分得兩個名額，於是用公開抽籤的方式決定。我沒有抽中，便在一位中籤的同事的紀念冊上發發牢騷，大意說我現在在這裡拿筆桿的工作，遠不如上前線拿槍桿與敵人拼戰為有意義。句子寫在那本冊子的後面，不被人注意的地方。過了幾天，布公找我去談話，在樓上辦公室接見我。他問我最近工作情形，我簡單地回答了；又問我有何感想，我一時摸不著頭緒，便問「主任有什麼指教嗎？」他面容嚴肅地對我說：「你給某同志題的紀念冊我看到了。你為什麼這樣看輕自己的工作呢？我知道你近來工作比較清閑，你不能利用暇時多看書來充實你自己嗎？」我當時不由得又慚愧，又感激。布公沒再說什麼，就桌上拿起一本英文小冊子給我，說：「這是本教會的靈修小冊，用淺近的故事，說明人生道理。你拿去看看。」從此之後，我在工作中求快樂，始終緊守崗位，直到民國四十一年，回到新聞界為止。
        蔣公一年三節，對於直屬幕僚，都有餽贈，雖為數無多，但表示敬重關切之意。自我入侍從室第二年始，布公即在他此項收入中分一部分予我，每次約相當一個月的薪水。以布公家庭負擔之沉重，戰時物價之騰貴，布公實不必分潤予我，但他還是作了。直到後來我接替了蕭秘書的工作，蔣公三節也賜給我一份節賞，布公才停止。而我受了布公的身教，也將蔣公的賜予，分潤本單位同仁。

        我常想，布雷先生如果今天還活著，他也許不會那樣厭世。這並不是說現在臺灣形勢穩定，國際局勢好轉，無所用其憂慮。
        布雷先生的死因如社會所周知的是因為他的體格衰弱，不任繁劇。如其遺書中所謂：「燈盡油枯」。但實際上決非如此簡單。布雷先生之希望退休，願意汲引新的後進來擔當他的繁劇工作，當然是事實，但決不致因此而厭世。尤其是他的責任感那樣強烈，對於領袖的忠實始終如一，決不會萌一死了事的念頭。
        然則，布雷先生為什麼死呢？要了解這個原因，我們對於抗戰末期黨務和政治的情形，不能不作一個簡單的回溯。
        共黨一貫的陰謀，是要毀滅我們的國家，要毀滅我們的國家，就先要毀滅我們的領袖，毀滅為政府中心力量的本黨。所以從抗戰後期以來，他便開始了一連串有組織和技巧的謠言攻勢，對領袖加以無中生有的污蔑和毀謗，以動搖一般同志對於領袖的信仰，同時用挑撥離間的詭計，將我們黨內分成若干派別，而加以「前進」「落後」「開明」「頑固」等名稱，使我們同志之間互相疑忌，彼此攻訐。對於共黨這個陰謀最先發覺的當然是領袖，其次便是布雷先生和黨內少數先進。於是布雷先生便加深了他的憂慮，他用盡一切的思慮和個人的影響，希望能預防這種毒素，使之不致毀滅我們的黨和政府。
        然而，國民黨好像註定了要遭遇大陸時期的失敗。黨內若干重要的幹部，雖然也有布雷先生一樣的警覺和努力，但竟不能挽回宣傳上和組織上的頹勢，共黨的每一個宣傳和謠言攻勢，竟像毒蛇一般的侵蝕著同志的心靈。首先是一般同志對於現狀的不滿，摭拾共黨的宣傳和謠言來批評黨內負責的同志，而又提不出建設性的建議。其次便是一般黨員對領袖個人漸漸發生了懷疑，這種懷疑起始還只流傳在一般普通的社會，後來便蔓延到許多高級幹部的心裡。在中央或地方作了十多年首長的人，都把當時黨政軍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到領袖個人身上。儘管他自己把事情弄壞了，反而說：「我當初是如何的建議，如果採納，何致如此。」而黨內的情形，更令人寒心。三十六年的兩次選舉，把總裁的威信完全破壞，黨德黨紀，掃地無餘。每一個黨員都自認為最高無上的皇帝，領袖如果對他稍加約束，他便尋死覓活，反臉不認人。而這時政府外受國際的誤會，恥辱重重，內有共黨叛亂，軍事漸居劣勢。領袖在這種憂患恥辱之中煎熬，所得到的是同志的誤解和責難。布雷先生相從總統二十餘年，參與一切的機密，他對於總統除了公的關係之外，還有私人的友誼，因此他對領袖的認識，特別的深刻，信仰也特別堅定。這樣，同志間一切對於總統的誤會和指責，他便如同身受，而且無寧說他所感到的痛苦和恥辱較之領袖為尤甚。
        他的憂鬱性格，受著這種種痛苦和刺激，使他悲憤！他把事實真相告訴每一個訪問他的同志，希望消除當時黨內離心離德的現象。但是他的努力竟不能祛除那些先入為主的誤會，這些人不僅不了解他為黨為國的苦心，甚至反唇相譏，指布雷先生為「頑固」、「落伍」。這種譏諷來自自己的同志，當然更使他絕望！但是他仍舊積極的奮鬥，乃至不惜一死。他的死可以說是對於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的一種屍諫，一種無言的抗議，其心可悲，其志可憫，而其舉動之悲壯義烈，更足以泣鬼神而昭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