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民國二十二年，蔣公常駐南昌剿匪，成立南昌行營，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每每建議蔣公組織「智囊團」。這個名稱，乃是從當時美國羅斯福總統那裡學來。熊這個人就是喜歡捨牙慧，趕時髦，學人毛皮。但陳布雷先生不贊成。他認為有智囊團之名不難，有智囊團之實則難。即算果真團中皆為智囊，但團之容量有限，則才智之士不得處團中者必生反感，所以他不但不贊成這個名稱，而且也不主張有什麼特殊組織。青年才智之士，延攬進來，實以秘書名義，官階中、上校，資淺的則為組員。
        蔣公主持各種訓練，經常講演，需要一位學有根基，常識豐富，而文字精通的秘書，為他紀錄並整理講稿。他請陳立夫先生為他介紹，陳先生推荐政大一期畢業的蕭乃華同學去擔任這個工作。蕭兄那時不過二十三、四歲，初入侍從室，名義是少校速記--------侍從室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已在服務而被調到侍從室工作的，例須降一級敘官，但薪水卻照現職待遇增加三分之一的津貼。乃華進侍從室是為校長服務，真是專心致志，不眠不休，每天二十四小時地工作。他不只將蔣公的每一篇講詞在當天整理完畢呈閱；而且在蔣公核定之後，立即印成小冊，在第二天分發聽講人員。小冊校對精確，從無錯字。蔣公大為嘉許。後來蔣公接見賓客，亦令乃華陪見。因為大多數賓客都是地方省長或部隊長，他們來見蔣公往往有所請求。只要合理合情的，蔣公無不立即答應，面囑侍從秘書通知有關機關辦理，使遠道而來的地方黨政軍幹部，得到許多方便。有許多窮年累月公文往返不得解決的問題，很快有了結果。
        乃華這時已升任祕書。身上的事情也越來越多，一人實在分身不開。蔣公同意他找一位幫手，於是他便找了三期同學蕭自誠兄前往襄助，自誠兄是三期第一名畢業，學問修養，儀表態度都是同學中的佼佼者，他的名義也是少校速記。
        乃華早經母校決定資送英國留學，他已獲得倫敦大學的入學許可，只因自誠初來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先生堅留其襄助工作，行期一改再改，最後確定過了蔣公五十誕辰，讓他赴英求學。不料蔣公華誕之後，接著發生了西安事變，乃華竟為抗賊不屈而死，壯志未酬，蔣公為之痛悼！
        乃華去世，自誠接替他全部工作。第二年七月，抗戰爆發，蔣公奔走東西南北各戰場，團結軍心，鼓舞士氣，日不暇給。自誠兄隨侍左右，工作的忙碌可想而知。之前，蕭自誠曾留校擔任校友會的事務，我因一位同學的事和他通過一次信。後來他主辦政衡月刊我又投過幾次稿，雖然彼此未曾一面，卻結了文字因緣。到了二十七年初，統帥部駐在武漢，自誠兄有機會和我同入中央社駐武漢的趙炳烺同學見面。他曾託炳烺問我是否願意去侍從室工作。炳烺為此事親來長沙一趟，並為我分析得失，贊成我去。我說：「國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戰爭，個人的得失何足計較？只是我自知性格戇直、倔強，難受拘束，不適於機要工作。恐為他引荐之累，請替我婉謝。」炳烺去後，此事便沒有再提了。我也隨廣西省政考察團去了廣西，寫了兩萬字左右的報導，武漢的日報加以發表。後來炳烺告訴我他把這些文章剪下，送與自誠兄參考。
        政府在二十六年年底，已確立四川重慶為陪都，遷往辦公。但蔣公在武漢指揮軍事，因之黨政軍重心亦在武漢。經過一年的苦戰，武漢終於不守，蔣公始移駐重慶。這年春天，我在桂林接了自誠兄一信，並附有蔣公對黨政訓練班第一、二期開學訓詞兩冊。蔣公高瞻遠矚，說明抗戰局勢前途光明，並訓勉黨政軍幹部人人洗心革面，立志救國，使抗戰建國畢其功於一役。兩篇訓詞皆為語體文，詞意語氣或為鼓勵，或為規戒，充分表達了蔣公對黨政軍人員殷切的期望，讀了深受感動，且覺自誠學長的工作，甚有意義。
        我在廣西，非常寂寞。毛共爪牙活動於當時的文化界，小小幾家書店充滿了它們的宣傳品。我的行李和書籍，留在長沙，長沙大火之際，被中央社一位張姓事務員，一把火燒光。既無可談之人，亦無可讀之書。這樣悠悠忽忽過了將近一年。剛好此時炳烺再度轉達自誠兄的盛意，重提舊事，於是我決定離開中央社，接受自誠學長的邀約，去侍從室工作，名義是少校速記。
        二十八年九月，我到了陪都重慶，霧靄輝輝，人煙稠密，是內地難得見的大都市。次日炳烺陪我去見自誠學長，承其親切接待，並立即安排晉謁校長的時間。第二天下午，校長召見。我帶著緊張而興奮的心情，由自誠學長陪同，走進會客室。會客室面積不大，裡面擺著兩組沙發，校長立在靠窗的一組沙發前面，我行禮過後，校長示意教我坐，我想應該立著回話。校長含笑問了我的年齡籍貫，家庭情形，便教我幫助自誠兄努力工作。校長的目光是十分威嚴的，然而我這次感到的不是威嚴而是慈祥，那澄澈的眸子中流露無限的溫暖，有如冬日的陽光。
        馬星野老師第一次晉謁校長，曾在國聞週報發表一篇「蔣委員長晉見記」，他用文字發揮了圖畫和錄音的作用，而且表達了圖畫錄音以外的情緒。那時政校學生，人人讀過。我愧沒有老師的生花之筆。不過我覺得這一天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我是一個黨員，我是政治學校的學生，我有機會為我的黨魁和校長服務，這是極大的榮幸。我必須盡其在我，無負校長的培植，無負同學的期望。
        自誠兄和我還有一名司書，自成一個小單位。雖然隸屬第二處第五組，組長由侍二處主任陳布雷先生兼任，但陳主任住在美專校街，我們則住在蔣公官邸，相距約十五分鐘的路程。前面說過，我們的工作分為兩項；一是陪見賓客，現在由蕭秘書來負責，一是整理講稿，則是我的主要工作。然而我的第一次工作卻是失敗的。
        那是二十八年九月校長主持黨政訓練班第四期開學訓話。平時在校聽校長講演，覺得句句都懂；這次輪到自己紀錄，因為過分緊張，便覺有許多字句不大清楚；加以我寫字又慢，記了上句，丟了下句；又因過分注意小處，大旨反而模糊了。一個鐘頭下來，我翻閱自己的紀錄，零零落落斷斷續續。是篇既不完整，且有失真實紀錄，心中慚愧之至。自誠兄照他的紀錄，把我的稿子細加修改補充，增加了一半的分量，總算交了卷。
        我經過這次失敗，便用心研讀校長訓詞，將其中許多常用的詞彙、短句，編成各種簡單的符號，反覆練習，經過兩三個月；才能跟上校長的講演；半年之後，紀錄工作才漸漸熟練。
        二十八年是抗戰的第三年，那時國家統一未久，制度未立，又遭逢抗戰，黨、軍、政每難配合，而尤苦行政效率之低落。蔣公乃提出「今日事，今日畢」之口號，鞭策公務人員，爭取時效。蔣公說：「今天的事沒有作完，寧可不吃飯，不睡覺，必須作完之後，才去吃飯睡覺。」我們聽得多了。有一天，自誠和我商量：「校長提倡『今日事，今日畢。』我們的工作是可以作得到的。校長三個小時的講演，整理出來約一萬字。從下午一時開始，我們分頭整理，到三時半可以完畢，司書來不及抄寫，我們分別幫忙，下午五時必可謄清，先送布雷先生初核，七時以前呈校長核閱，十時左右必可核定。我們趕送印刷所，連夜排校，明晨定可出書，八時以前趕到會場分發，時間綽綽有餘裕。」我贊成他的意見。以後在為時一週的參謀長會議中初次試驗此一辦法，果然奏效。那些開會的參謀長們大為驚奇，他們說：「這硬是委座昨天說的話麼！怎麼這般快就出書了！」
        校長的訓詞，字字都是他自己的心血。他在講演以前，寫下大綱，然後逐條闡釋發揮。紀錄呈核之時，字斟句酌，有時補充許多新的意見，以求完整。公開發表的重要文告，多由布雷先生負責，蔣公先對布雷先生講個大意，然後由布雷先生起草呈核，核過一次，蔣公覺得意有未盡，發還重抄呈核，常達三四次之多。有時祕書已將稿件送達中央社發表，校長忽來電話，指示其中某頁，某行、某句，要作如何的修正；翻到某頁某行，果然有此一句，修改之後，果見精彩。
        我剛進侍從室的時候，自誠兄有一次提到乃華當年對他講的三句話，乃華說：「我們在校長身邊工作，要抱定一個態度：就是『無苦不吃，無氣不受，無孔不入。』」我後來默默體驗，乃華的前兩句話確是經驗之談，至於工作「無孔不入」，我當時還沒有了解其意義，後來揣想：大概是不放棄任何工作機會的意思。
        侍從室原是蔣公官邸的擴大。蔣公身邊幾位副官禮貌都非常週到，說話輕言細語，處處謹守本分。管總務的人員，多是奉化人的子弟，蔣公對他們的管教很嚴格，並不假以詞色。我初到時侍衛長是王世和，是一位腦筋簡單的人，後來換為俞濟時。人難免有地域觀念，以勢利眼光來分別待遇我們這些文職人員。譬如同為秘書，有的外出應酬可以派公車，有的因急公而只能乘人力車；隨節出發，有的乘飛機，有的乘卡車。這種情形，直到三十八年蔣公引退，我們到了溪口，經國先生親自發現，認為必須改革，他請了前津浦路局局長陳舜來管總務，定下許多辦法和制度，才逐漸改變過去的習氣。
        民國三十三年，蕭秘書奉調到黨政高級班受訓。黨政高級班是三十二年創辦的，目的在培養黨政的中堅幹部，以肩負革命建國實行三民主義的責任。那時軸心國敗癥已露，所以蔣公預先作此準備。學員必須住院受訓，期間為一年。所以蕭秘書的陪見賓客工作暫由我代替。
        我記得第一次陪見賓客，是兩位美國客人。我遠遠地坐在進門口的一個沙發上。校長等客人走了，指著他左手邊的沙發對我說：「你應該坐在這裡，才能聽得清楚。尤其是外國人在坐，不要怕。」有一次陪客，我背靠著沙發紀錄，坐姿不端正，校長等客人走了，指著沙發上的椅墊，輕輕地說：「那邊有椅墊，可以靠背。」又有一次是冬天，我坐時褲管下面露出一節白色的長內褲。校長等見客完了，告訴我：「凡穿長內褲，必須把褲管紮在襪子裡面。」使我想起古人所說：「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校長對於幹部和學生的領導，真是有威可畏，有儀可則，而又仁慈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