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國二十二年秋季，考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即後來的國立政治大學。
        我們在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有位歷史教員鍾月秋老師問我們畢業後的志向。全班二十餘人，有志升學的不到半數，我是其中之一。鍾老師接著問大家升什麼學校呢？多數願入武漢大學，也有人願就近升湖南大學。鍾老師卻為我們介紹了中央政治學校。他說：「中國如欲復興，必須對日一戰，但唯一能領導中國抗戰的便是蔣總司令，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便由蔣先生兼任。這個學校校風實事求是，崇尚力行，教學理論與實際並重。對學生實施軍事管理，要求刻苦耐勞。」鍾老師又說：「你們有志入文法科的同學，不妨去報考。」
        我是第一次從鍾老師口裡聽到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這個名稱。據他的介紹，很適合我們的志趣，便將政大作為我選擇的目標。後來僥倖如願以償。其實我是孤陋寡聞，政大歷史雖短，但政大之名早已在湖南不脛而走。我們第六期錄取的一百二十人，湖南的同學就有二十四名，其中一中畢業佔了八名。
        考取政大，接到學校通知，才知道學生只須於入學時繳納保證金三十圓（畢業時退還）。一切食宿公費，上課供應講義，每年發給學生便服二套和外出服一套。洗衣理髮免費，另外每月還發零用錢三圓。這時對貧寒學生簡直是莫大的福音！我到武漢去投考大學時，正不知如何籌款來度過未來四年貴族式的大學生活，現在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怎不令人喜出望外呢？
        中央政治學校隸屬中國國民黨，最高管理機構為校務委員會，委員皆國民黨元老。蔣中正先生以校務委員兼任校長。二十二年秋季我們入校的時候，正是江西剿匪軍事緊急之際，校長經常駐節南昌，只有回到南京，偶然來校視察訓話；每星期日必在小營中央軍校舉行總理紀念週，除各軍校的師生外，校長特別指定中央政校的學生必須參加。因為軍校和政校都是由校長主持，正是一對姊妹，學生雖然文、武殊途，但在實行主義和建國的任務上，他們是殊途同歸的。
        中央政校那時在南京建鄴路的紅紙廊。中央軍校則在中山門內的小營，兩校相去十餘里。所以每逢在軍校舉行紀念週，我們在早晨六時半必須整裝出發，才能準時到達軍校。因為政校學生是客人，我們被安排在右前方的一個區域，距離講台最近。
        校長這一時期對我們發表的訓詞，多屬學術性的。其中包括科學的道理，科學的學庸（分兩次講完）。第一期校友蕭乃華先生那時以侍從速記名義，擔任紀錄。這些訓詞後經校長核定，且歷年一再補充，已成為本黨重要文獻。筆者能親聆校長原始的訓誨，畢生難忘。
        至於負學校實際責任的則為教務主任羅家倫先生，他是一位辦學校的能人。在他主持之下有三項具體成就，第一是維持考試的公正、公平。那時投考政大是文法科學生的第一目標。因此許多黨政要人一面令其子弟前來應考，一面寫信給羅先生關說，希望取錄。羅先生吩咐秘書，凡這類信件一律封存，俟考試發榜後再行答覆。所以考試絕對公平。第二，他聘的教授必須有真才實學，而不尚虛名；凡是不勝任的他到期改聘，絕無瞻顧。第三，他對學生管教嚴格，除了大學課程之外，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均指定中外名著為課外讀物，來培養學生人格。他每週一對全體學生講演一次，重點在加強學生的憂患意識，使之認清國家環境，腳踏實地，從基層改革。他這些講演後來編成一書，名為「新人生觀」。
        政大分系較一般大學為切實。它設有行政系，法律系，外交系，財政系，統計系，會計系，教育系和新聞系。我入校時選的法律系，三年級時轉入新成立的新聞系。
        民國二十三年春天，由政校選送美國米蘇里大學研究新聞學的馬星野先生學成歸來，在南京晉謁校長蔣公，蔣公問他的志趣所在，馬先生回答說：準備以畢生之力，從事新聞事業。校長對馬先生的敬業精神，很是嘉許。不過校長的目光看得更遠，他說：「辦一張報紙容易；找一批辦報的人卻難；所以要先從新聞教育著手，培養一批新聞人才。」
        接著，政校的課程表上便增加了「新聞學概論」一科，由馬先生擔任。這位為人誠懇、才華卓越的年輕教授，便踏上了他一生事業的起點。由於馬先生教材新穎，講解用心，一時吸引了三四十位同學，後來轉入新聞系的同學當然選了這一課，此外，如曾任駐巴西大使許紹昌兄也是當時的聽講者之一。
        二十四年的秋季，在馬先生全力規劃下，政校新聞學系正式成立，由三年級的同學（大學部第六期）轉入，系主任是教務主任程天放先生兼任，馬先生仍講授「新聞學概論」，另外開有「報業管理」，由劉覺民先生擔任，「新聞採訪」由湯德臣先生擔任。此外歷史與英文也特別注重，連續學習四個學年；歷史方面加授現代史和外交史，現代史是兩年的課程，由左舜生先生擔任。新聞系開辦之初，師資設備兩缺，幾乎完全靠馬師獨立支持，因此新聞專業的課程很少，學生反而有餘裕時間選修他系課程如經濟學，比較政府、現代史、外交史等以充實其常識。
        大學部第六期全部一百零八人，轉入新聞系的有十一位同學（其中黃壽明同學，中途離校，故畢業時為十位），便是新聞系的第一班。這十位同學是錢震、王漢中、邵德潤、馬志鑠、彭河清、呂渭禎、趙炳烺、朱沛人、儲玉坤和我，其中趙炳烺兄由印度日報轉赴美國苦讀，獲博士學位後不幸逝世；呂渭禎兄畢業後即改在財政方面工作；朱沛人、儲玉坤兩兄陷大陸音信不通，王漢中兄轉入外交界，邵德潤兄轉入金融界，其餘則留在新聞界工作。
        上面提到新聞系第一年中的專業的課程很少，但有一件事當時最足以加深我們研究新聞學的興趣和實際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的，便是馬先生為新聞系創辦的「中外月刊」。
        中外月刊是我們實習的刊物，事實上，在中國新聞史上，這也是第一本純新聞性的雜誌。馬先生約集我們，在說明刊物的宗旨性質之後，便要決定刊物的名稱；當時大家紛紛提出各種名稱，最後決定還是採納錢震同學提出的「中外月刊」，便集總理墨寶，用雙鉤寫好了標準字體。
        中外月刊也是一個小小的新聞機構，內分編輯與經理二部：編輯部由馬先生以發行人兼總編輯，下分國內與國外兩部門，由我與儲玉坤同學分別負責；經理方面則由朱湘人兄擔任。
        這本刊物一直由母校印刷所承印，封面設計係模倣美國的「時代」雜誌，在正中刊一張新聞人物的大照片，首期出版前，剛巧碰上義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發動侵略戰爭，我們便決定選用阿比西尼亞國王塞拉西的照片作為封面人物，不幸的是這位國王皮膚黝黑，而我們又採用重磅吸墨的封面紙，結果印得黑白難分，未如理想。
        不過，初期印刷上的缺點，並沒有減少我們工作的興趣與勇氣，大家每月都要選定一個時事專題，搜集資料，寫成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因為每一個題目都很適時，當時這種刊物又少，所以一年之後，行銷達一千五百份之多。在當時雜誌界已算不易了。
        朱湘人是一位名士派人物，辦事最無條理，訂閱沒有登記，銀錢沒有帳目。讀者每一期都要寫信來催，才能收到刊物。馬先生不勝其煩，便要我來接管經理。我便約了彭河清、馬志鑠和趙炳烺三位同學，足足花了一個寒假功夫，才建立起一個會計制度，並在發行上整理出一套完整的訂戶卡片，而且招來了一些廣告，當時雖苦，但事後想來，這竟是我們的真才實學呢。
        政大功課繁重，考試嚴格，學生大都埋頭讀書，很少課外活動。我們到了三年級，想到自己既然入了政校，將來無論直接間接，都要參加管理眾人之事，語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必須加以磨練，於是我們約集同學十一人，組織了一個講演會，每隔一週，舉行講演或辯論一次，一切規則，按照民權初步。發言採用國語，儘量減少鄉音。這個講演會有始有終，一直維持到畢業。軍訓部派了一員區隊長來旁聽，他在結束時自認獲益很多。
        另有一事也值得一提。二十四年秋季開學，校長來校訓話，除了勉勵我們敦品勵學之外，要我們注意鍛鍊身體。鍛鍊身體有許多方法，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每天洗一個冷水浴。我們四個常在一起的湖南同學聽了，互相商量，我說：「校長許多指示，一時不易做到，洗冷水浴，應該不成問題，何不就從今天開始？」同學中有位李鴻謨，湘鄉人，最有恆心，說道：「洗冷水浴可以，但必須有始有終，不能半途而廢。」那時天氣尚熱，大家一致贊同。後來天氣一天比一天冷，到了冬天，氣溫降到零下，浴室裡不僅沒有暖氣，而且寒風四至，我們實在不敢再沖冷水。但是李君板著面孔，大家非去不可。經過一個寒假，我們竟養成習慣，縱是冬天洗澡非用冷水不可，而且確實有益健康。
        二十五年秋季開學，新聞第一班也進入最後一年，這一年的新聞專業課程依然不多，似乎祇有馬先生講授的「社論寫作」，錢華和沈頌芳先生前後擔任的「新聞編輯」，和劉覺民先生擔任的「報業管理」。
        大學四年就是這樣平淡過去，二十六年三月，我們舉行過畢業考試，便由馬先生率領，前往上海申報和新聞報實習一月。申、新兩報是當時國內最具規模的報館，每年贏利頗為可觀；但經我們深入觀察之後，覺得既無一貫的編輯方針，且內部組織亦偏於保守，足資取法之處，實在不多。回到南京，又在中央宣傳部實習了一個月。七月初，我被中國最大的新聞通訊社--------中央通訊社--------所錄用，名義是實習記者，月薪七十五元。